接着上一篇讲的“我国票据市场的发展历程”，本篇开始介绍我国票据市场的发展特点。
2020年，我国的票据市场业务总量为148.24万亿元，同比增长12.77%。2021年前三个季度，公司信用类债券(包括短融、超短融、中票、企业债和公司债)发行量为8.99万亿，同期的票据承兑量为17.96万亿，是前者的两倍。票据已然成为我国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商业信用逐步价值化
2021年第三季度，我国银行承兑汇票(以下简称“银票”)贴现量为3.24万亿元，同比增长44.18%;商业承兑汇票(以下简称“商票”)贴现量为0.27万亿元，同比增长17.35%。如图1、图2可见，在贴现利率走低的情况下，企业利用银票进行融资的意愿提高，银票贴现承兑比维持高位;商票的贴现承兑比呈现周期性的不稳定性，但2021年以来处于平稳高位。
图1：银票承兑、贴现金额及贴现承兑比变化(2018Q1—2021Q3)
数据来源：上海票据交易所各期《票据市场运行情况》《商业汇票业务统计数据》
图2：商票承兑、贴现金额及贴现承兑比变化(2018Q1—2021Q3)
数据来源：上海票据交易所的各期《票据市场运行情况》《商业汇票业务统计数据》
在我国，企业使用银票贴现来获得资金，首先推动了银票业务的快速发展，票据的融资功能被挖掘了出来。同时，通过绑定银行信用(如银行商票保贴业务)让一部分高信用企业签发的商票先“付”起来，以“曲线救国”的方式使商业信用逐步票据化，间接带动了商票市场发展。让商票能充分体现票据的信用工具功能，就在于需要达到商业信用的自主发展阶段，即“形成以商业信用的市场评价体系为核心，商业信用、银行信用相分离，企业需求自主、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杨子强和王晓青，2006)。
商业信用的自主发展表现为商票流转过程的良性循环，即票据的承兑人、收款人(背书人)和持票人，均可借助商票的支付结算与融资功能来降低融资成本。
如图3所呈现的我国商票流转之全过程，商票在签发(出票)[1]环节没有银行信用的加持，完全仰赖于承兑人(企业A)的商业信用。当收款人(企业B)愿意接受该商票作为付款方式时，承兑人即实现了票据期限内的自融资，除可能存在的其他商业要求外，并无额外融资成本产生。
收到商票的收款人(企业B)，将该商票背书转让给后手被背书人(企业N)。只要市场认可承兑人的主体商业信用，该商票就能在流通中获得更高的接受度，而收款人和所有的背书人均无融资成本产生。同时，随着商票的不断背书、使用、流转甚至他行转贴现、人行再贴现，承兑人所积累的良好付款记录又为其商业信用再加分，从而形成良性循环，推进承兑人商业信用价值的不断增值。
作为商票的持票人(如企业N)，在票据期限内就可向银行(贴现行)申请办理贴现、质押融资等业务，将票据转变成现金。贴现行可以和其他银行进行转贴现或回购交易，也可以再贴现给人民银行，实现发挥基础货币精准投向的作用。
图3：商票的生命周期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商票业务流程整理。
[1]考虑目前市场流通票据中鲜有纸票的背景，根据《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电子商业汇票交付收款人前，应由付款人承兑”，几乎可以认为票据签发即承兑。在票交所的市场运行情况报告中，亦采用“签发即承兑”的统计口径。
《票据信息披露制度的思考》系列:
2：商业信用之价值化
4：参与主体的多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