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底，最高法院发布《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简称《九民纪要》)。在关于票据纠纷案件的审理中，纪要认为，应当注意区分票据的种类和功能，正确理解票据行为无因性的立法目的，在维护票据流通性功能的同时。

依法认定票据行为的效力，依法确认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保护合法持票人的权益，防范和化解票据融资市场风险，维护票据市场的交易安全。意见稿列出了“贴现行恶意、重大过失的认定”、“民间贴现行为的效力”、“ 转贴现协议案由及责任”、“恶意申请公示催告的权利救济”四类。或是考虑到存量纸票争议问题，正式稿又新增了“合谋伪造贴现申请材料的后果”以及“票据清单交易、封包交易案件中的票据权利、处理原则、民刑交叉问题”。

4、争议认定的潜在影响

4.1《九民纪要》的主要争议民间贴现行为无效，以贴现为业涉嫌犯罪。

《九民纪要》指出，票据贴现属于国家特许经营业务，合法持票人向不具有法定贴现资质的当事人进行“贴现”的，该行为应当认定无效。人民法院发现不具有法定资质的当事人以“贴现”为业的，因该行为涉嫌犯罪，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在以往的审判实践中，民间票据贴现有被认定为善意取得的先例((2019)京02民终9693号)，有判决认为民间票据贴现是一种非典型合同，并未认定合同无效((2019)鲁02民再69号)，也有明确认为票据倒卖虽违规但合法有效((2019)鄂03民终439号)。民间贴现涉嫌犯罪在以前判决中也有体现，但实际执行力度不大。民间贴现行为在2012年曾有被认定为非法经营罪的案例((2012)丛刑初字第273号)，但在高检研函字(2013)58号后，票据贴现或买卖票据被认定为非法经营罪的案例较少。在未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公安机关以倒卖汇票行为进行独立侦查的情形也较少。《九民纪要》出台后，山东省公安厅在2020年初起草了一份票据中介报告，分析了非法票据中介存在的循环开票套利、干扰宏观调控、转移信贷资金等潜在风险，提出将对全省非法票据中介开展预警监测，严厉打击非法票据犯罪行为。

司法精神向二级市场延伸，信贷调节模式面临被全面否定的风险。《九民纪要》指出，对于“票据清单交易、封包交易”中，当事人虚构转贴现事实或不存在真实转贴现关系的，应当刺破表面关系。随后，江苏省高院发布《关于加强金融审判维护金融安全的指导意见》，其中第三部分第18条要求坚持金融“回归本源”重要原则，对票据纠纷案件审理中发现的实施规避监管、违规套利行为，主张票据权利的，依法不予支持。该意见首次从司法实务角度，全盘否定了问题票的合法性，具有重大导向意义。

4.2潜在冲击：可能影响17%-35%的票据业务

对民间贴现的界定可能影响35%左右的一级市场。假定不存在套利因素，且出票、贴现情绪稳定，未到期票据中贴现余额的占比应大致维持在一个相对固定水平。如果出现剧烈波动，说明存在某种外力致使两者对比关系出现了变化。数据显示，2001-2009年间，票据中介尚未形成气候，票据贴现余额在未到期票据中占比徘徊在70%左右。2010-2016年，中介爆发，融资性票据兴起，票据多在企业之间流转，未到期票据中贴现占比迅速下滑至20%附近，回撤幅度达50%。2014年后，监管出手整治市场，融资性票据回流银行间市场，贴现占比迅速回升至55%左右。如果此时代表监管与套利之间的均衡博弈水平，以此估计，监管强化之前一级市场大致存在35%左右的融资性票据。

否定二级市场“问题票”可能影响17%的转贴现市场。2015年之前，票据卖出回购与卖断会计科目执行不统一，转移信贷规模的“问题票”以回购为代表。风险暴露之后，银监(2014)127号文要求“卖出回购不得从资产负债表转出”，买入返售科目数据迅速从2015年6月的10.5万亿，回落至2016年6月的5万亿附近，降幅达到52%。该科目数据除票据外，还包括债券等其他资产，但只有票据具有转移信贷规模的需求，可大致认为该降幅代表了票据市场的萎缩比例。再假定，票据供给量的变化主要取决于二级市场流动性，回购不能出表的压力最终会传导至一级市场，导致贴现量同比例萎缩。据此，结合2016年9月5.7万亿的贴现余额，其潜在下降萎缩量应为3万亿。但实际上，2017年9月末，票据贴现余额为3.7万亿，仅萎缩35%。这说明，二级市场中可能仍有约17%的“问题票”以票据资管、票据ABS等其他形式继续存在，因此贴现降幅小于回购降幅。

考虑到票据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活跃度不同，承兑发生额仅占交易额的40%，加权条件下，全市场存在融资性票据以及转移信贷规模嫌疑的问题票规模约为30%。需要说明的是，30%的总量属于2016年之前的出表期，票交所成立后，非银被纳入票据市场，回购出表又有所抬头。考虑非银参与者仍然较少，且资管新规之前票据资管等产品抬头，前述二级市场问题票更加隐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