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为应对外部冲击而出台的政策举措，以及金融创新活动出现了一些新特征，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金融脱媒加速和影子银行膨胀。

影子银行的形成与各类金融机构通过资产管理模式而形成的多重嵌套业务密切相关，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下，这类金融创新带来大量监管空白区和重叠区，而影子银行式的创新正出现在这些监管空白区或盲区之中。

过去十年中，由银行理财、基金、信托、证券资管计划等各类业务创新，各类金融机构及其子公司推动的资管业务规模达百万亿元规模之巨。通过各类创新产品快速汇聚起来的资金主要投资于非标类资产，由于这类资产的透明度相对较低，在期限、流动性和信用转换功能上存在明显不足，此外，金融机构为了规避资本约束等监管要求，大多未将这些资产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的统计核算口径之中。

在刚性兑付的大环境下，金融机构间多层嵌套关系形成了一种因“太关联而不能倒”的恶性循环，这显著提高了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也对监管机构之间加强协作，减少监管薄弱环节，避免监管盲区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新一轮国家机构改革中，将银监会与保监会合并，也是强化监管统一性，扎紧监管制度的笼子，减少和防止监管“漏球”的重大监管改革举措。

在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对立统一关系中，最终是选择承认创新的合理性，还是以监管规则取消创新的合法性，其根本判断标准是是否有利于市场的成长，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并能有效控制风险。近年来票据市场的大量“创新”都存在不少可质疑之处。但是，从服务于市场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还是很有必要检视监管政策上有失偏颇和值得商榷的部分。

在票据市场近几年的快速扩张中，市场创新或努力规避的监管规则包含两大核心主线：一是贷款规模考核与会计核算口径问题;二是风险资产加权计提标准问题。其他的则主要是各个机构内控规则和授权体系的缺陷等造成的操作风险问题。梳理近几年来银监会下发的有关票据业务文件，可以看到其也基本集中在上述两个领域中。

2011年6月，《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票据业务监管的通知》对信用社“逃避信贷规模”的做法予以纠正，要求彻底整改。2012年10月，叫停票据信托收益权。2013年5月，中国银监会下发《关于排查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违规票据业务的通知》，再次进行专项排查，排查内容包括是否通过复杂合同安排为他行腾挪和隐瞒自身信贷规模(包括签订不对称协议，或与票据卖断行签订隐形回购协议，与票据买入行签订回购协议但实际上商业银行在票据到期前买断票据等)，是否乱用会计科目隐瞒真实交易逃避内控与监管等。2014年又下发《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规范商业银行同业业务治理的通知》，专门规范了同业投资业务。基于票据的无因性原则，票据在离开承兑行进入金融市场以后，其信贷属性已经完全淡化，其资金属性显著增强，而且流动性是票据的典型特征与优势，在此情况下，仍然将转贴现票据资产纳入信贷规模管控明显背离了市场实际，也不利于承兑汇票的流通与交易，有悖于以承兑汇票服务中小企业资金融通的初衷。因此，在将票据承兑、票据直贴纳入信贷规模管理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将票据转贴现从贷款口径中剔除出来。这对繁荣票据市场交易，以活跃票据二级市场推动票据一级市场发展，从而扩大承兑汇票融资规模，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大有裨益。

票据业务风险资产计提和资本占用问题在本书前文已论及，这里不再赘述，准确、适度地计提风险资产和资本准备，对票据市场发展和金融机构而言，都是意义重大的举措。与市场发展实际所需存在脱节，或有失偏颇的制度规则或监管举措，导致监管与被监管者之间的博弈显著增加，“猫鼠游戏”带来的后果反而是市场无序创新的加剧，一方面，这增加了票据监管成本，甚至降低了监管有效性;另一方面，拉长了票据的交易链条，增加了票据交易成本，而且极易引发各种道德风险和操作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