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留余”为里，“诚信”为表，表里如一;“留余”在前，“诚信”在后，前后相承。底气加信义，所向披靡。不过，一定会有人说，当前一些企业穷得连“内裤”也穿不起了，现在非得让它穿上诚信这个“正装”，现实吗?有意思吗?

实际上，越是“穷”，越要翻出那件干净整齐的“正装”穿上，因为家里哪怕真的砸了锅卖了铁，走出家门了只要“正装”在身，一定会展现出人之为人、人之尊严不倒的体面。

建业把总额为375478675.00刀的美元债如期还了。至今还记得2017年胡葆森在那篇《信用的价值》一文中所说的几段话：

“我们二十五年在金融机构零拖欠记录和税务部门的零偷逃记录——我们为这所有的一切付出的汗水、泪水、情感、智慧、忍耐、屈辱、牺牲和奉献，换取的最大成果就是沉甸甸的两个字：建业!今天，当在中原这片土地上‘建业’可以和‘信用’画等号时，坚毅地守护了自己的道德底线，二十五年的全体建业人有理由为自己骄傲!”

“价值观标志着企业道德底线，岁月沉淀出企业品牌价值。成功的路上并不拥挤，因为坚持下来的人不多。不畏苦，安于道，耐得住寂寞，熬得住时间，驮得住名利，在信用的价值支撑下，五年后，三十岁的建业强壮可期，辉煌可期!”

明年就是建业成立30周年。这种对信用的坚守，就是最好的献礼，也表明这家企业在基业长青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有了比较稳固的基石，因为信用，只有用市场、用时间才能考验出来。

小“信”积以大“信”，短“信”，连接成长“信”。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则衰，大概，这就是人们长期把建业当作“中原典范企业”的一个重要理由。

由虚变实，“信”，许多时候都可以被当作保护企业的“软猬甲”。穿上它，碧玉连成绿丝绦，刀枪莫入。

当前，做企业很难。

难就难在，如何守信。

资金链马上要断，各种借款怎么如期归还?以个人和家人名义所做的担保，真的要代偿吗?从朋友或熟人那里借的“救急款”，是不是考虑“赖”一下?原材料成本大幅上升，要不要继续履行原来签的供销合同?员工的工资，究竟要拖欠到何时?企业转不动了，能不能搞搞破产重整?……我想现在有不少老板想的，就是这些事。大环境固然成为问题，但在根本上，无论主动或被迫，却终究是内心动了私念。

信义无价，可是在自保和贪欲的人性驱动之下，究竟有多少人到最后能守得住这道底线?对比之下，建业在守，而且一守就是30年，它或许真的把这日渐珍贵的品质守护成了稀有，附带着，也大有将自己锻造成稀有的可能。

当然，这样的九死一生，有时甚至需要老板和员工一起树立“咬紧牙关，磕到底，拼到底”的意识，共同吃糠咽菜、砸锅卖铁，但，正因为有了这种“飞夺泸定桥”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精神，才能在关键时刻把自己的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战胜艰难、穿越周期，奠定成为优秀企业、长寿企业的文化基因。

可惜现在珍视自身英雄梦想、诚勇本色和金字招牌、社会体面的人和企业已越来越少。许多人和企业都在自我放逐甚至利益保全的“无奈困局”中，做了可耻的逃兵。

失信，有法律层面的失信，也有道德层面的失信。后者较为隐蔽，也不易言明并追究，但是，它对企业和企业家信誉的杀伤力，有时却更为巨大：

有的在一轮又一轮的融资中，不断画饼并刻意隐瞒民间借贷或真实的财务利润数据，日常待债权单位为座上宾，企业出事了则“翻脸不认人”;

有的在平时不为人注意时，通过多种隐蔽的投资、资本运营手段对外转移资金、资产，偿债时又以离婚等方式逃脱最后的法律追偿责任;

有的干脆金蝉脱壳，将老企业的资产通过合法方式“转移”到新企业，前者承债，后者则优游自在;

有的在企业出现危机前更换企业法人、转让股份，力图将老板或实控人“择”得干干净净;

有的资产大于负债，却想赖掉还款责任，或反诉债权人为职业借贷人，或干脆走破产重整的法律程序，重整过程中又通过引进“空壳”投资人，试图作为幕后主导人“赢者通吃”;

有的并不缺钱，甚至流动性很好，但对供应商、合作商采取居高临下甚至店大欺客的态度，故意刁难，合同中即便白纸黑字也拖延账期;

有的不遵守企业治理和管理制度，大股东碾压小股东，实控人把持董事会，不断升级的“内斗”成了让外人观摩的“笑场”;

有的不尊重商业伙伴的知识产权或智力成果，一次沟通或合作之后，“拿来”模仿、抄袭成了家常便饭……

对应的案例，在我关注范围内，其实不胜枚举。

不久前，一家经营状况本来良好的肉制品企业突然遭到银行逼债，其直接原因就在于这家企业利用春节空挡悄然更换了法人，实控人多日“失联”;另一家做融资的企业眼看就要摇摇欲坠，地方政府积极出手相救，可是其创始人有一次和某地方领导沟通之时，坚决否认抽逃资本金的行为，这个地方态度一转，迅速采取措施将其法办;还有一家豫东企业，在资金吃紧的情况下将控股权转让给南方某上市公司，可是其负责人偷梁换柱，偷偷将对方打来的数亿资金挪作他用，对方情急之下报警，这家企业的所有高管被一窝端，受到刑事追诉。

许多时候，道德失信其实离法律意义上的失信和随之而来的制裁，只有一步之遥，不少人只是心存侥幸或铤而走险而已。没有对制度、法律和商业规则的敬畏，没有“利他”和“多赢”，没有对自我之所以为“人”的尊重，谈不上信和义。

所以，诚实守信，更深层意义上是对股东、员工和利益相关者负责，不逞个人匹夫之勇，科学决策和管理;凡事量力而行，不盲目扩张，不虚假注资，不虚增利润，把握好资产负债的比例，时刻做到“手中有粮”，保持和谐、平衡的对外商业合作关系。尤其是要维护好企业家自身的信誉和形象，在关键时期能真正舍小家顾大家，达成“得道多助”。

这两天，俞敏洪刷屏，不仅是因为他在“双减”政策的霹雳手段面前把8万套崭新的课桌捐给了乡村学校，更在于他说并且做了：

“新东方账上的钱，必须能够满足。如果有天新东方突然倒闭，或者说突然不做了，账上的钱必须能够同时退还所有学生学费，并且能够支付所有员工的离职工资。”

在时代巨变面前，即使遭受到挫折，也不逃不避不躲不藏，自始至终保持男子汉、伟丈夫的形象而不变。

前提当然是要有实力。可实力的来源仍在于长期的诚信和敬畏，以及对自我对企业的严格约束。

不久前，启势资本、广州零牌顾问机构合伙人祖林先生给我发来一段话，说豫商整体上以“智勇仁强”四字为核心，“尚中庸、积荫德、重家教”，强调经商、智慧、道德三位一体，系儒家商道的代表之一。其中，传统豫商具有“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蕴、恢宏的政治视野、坦荡的商业精神”，而新豫商则表现为“对儒家传统文化有深厚感情，对掌控自身命运有强烈自信，对社会公益事业保持高度关注”。

这些话，我都赞成。但我想在此社会急遽转型、产业结构深度调整之际，新豫商在坚决做到“智勇仁强”之外，更应该强调“信”这个基础。

和一些外地的商业朋友聊天，他们有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即在我们的某些地界做生意，很多时候都是通过“找熟人、靠关系”才能做成，契约意识较差，信任成本较高，最终演变成营商环境、商业生态出现问题。即便是我们本土的金融机构和投融资单位，他们有时在谈到某些地方常年发展缓慢的原因时，都会将“金融高风险”列为重要原因。

“守信”是一剂良药，可惜因为“苦口”，许多人敬而远之;“失信”是一种传染病，你我他相看之间就会如同吸食鸦片一样哈欠连天，最终削弱体质如泥萎地，失去自我振兴的良机。历史上，怀商将淮药做到全国，靠的就是“老不骗，少不欺”的诚信经营;康百万祖孙12代历经3个朝代而长盛不衰，若没有对家族信誉的珍重和对“留余”文化的传承，恐怕也早就中道崩殂。

“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盖造物忌盈，事太尽，未有不贻后悔者”。

留余为里，诚信为表，表里如一;留余在前，诚信在后，前后相承。底气加信义，所向披靡。想一想，这才是“豫商”深层次的智慧表现。

中国企业家，今后都要认真学习康百万的“留余”思想了。俞敏洪在学，所以网友说他“退场时给自己保留了多少体面，返场时就能收获多少掌声”;许家印没有学到位，所以当前无论他做什么，市场就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对恒大保持着足够的信任度。

“信”的前提是“诚”——坦诚的态度，诚实的人格——我一个企业家朋友对我讲，他的企业资金链断裂后，自己的手机24小时开机，哪一个债权人打来电话，他都认真对待;慢慢地，彼此的信任度建立起来了，大家也就比较理解他的难处、尊重他的意见，很快达成一致重整协议，让企业轻装上阵、重新出发。现在，他个人净身出户，到一家大型企业当了业务副总，无债一身轻，活得“比过去舒服、自在多了”。

这样的身边案例，有许多，说出来并非要进行什么义正言辞的“道德劝解”。也许有人说，当前一些企业穷得连“内裤”也穿不起了，你现在非得让它穿上诚信这个“正装”，现实吗?有意思吗?

实际上，这事要反过来想：越是“穷”，越要翻出那件干净整齐的“正装”穿，因为家里哪怕真的砸了锅卖了铁，走出家门仍要穿上“正装”，这才是人之为人、人之尊严不倒的正常表现。假如非得只穿“内裤”出来撒泼，那就真成了自暴自弃的乞丐或无赖。

要知道，在时代巨变面前，穿上诚信的“正装”，每个人都有重新“翻牌”的机会。就像俞敏洪、史玉柱他们所做的那样，绝大多数人一定会送上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