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银行高端客户沙龙授课提纲——金融就是金融，难道还要分“中国式”和“外国式”?

然而，大量的实践证明，中国的金融与国外的金融确实有许许多多的不同，仅仅是在政府深度干预金融这一点上，往往就有天壤之别。当然，既然是金融，两者之间肯定也有许多共性。因此，我们要在认识金融“共性“的基础上，再来深刻的认识中国式金融的“个性”。

一，资金融通

几乎所有的教科书对金融的定义，都是“资金的融通”。我们以银行为例，这就像一辆公共汽车，随时都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但不管怎么样，在正常情况下，车上总是保留一定的乘客人数。

而银行与此相仿，经常都有人来存款，也经常有人取钱，但不管怎么样，在正常情况下，在银行的帐户里，总是会沉淀相当部分的客户资金(就像留存在公共汽车上的乘客一样)。而这部分沉淀的资金，就成了银行用于运营的资金来源。通过银行这个平台，把供给方的资金输送到了资金的需求方手里，并以此促进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这就是典型的资金融通。

“资金融通”这个定义，不能说是错的，但却远远不能概括金融丰富的内涵。就我个人几十年的金融实践而言，至少我认为：以下几点也是金融的本质特征之一。

二，资源配置

什么是资源配置?简而言之，就是把人类所需要的那些有用的资源(以货币为代表)配置到哪些地方，哪些领域，哪些族群。是优先发展教育科技，还是重点配置军费开支?是用计划手段?还是用市场?

当年我在人民银行省分行工作的时候，经常会受领导的委派，或者跟随行领导去参加省上的书记省长召开的项目现场会。往往是领导看中了某个项目，需要银行投钱，秘书就打电话召集各大银行的行长，到现场实地考察，听领导一番慷慨陈词之后，就该各位行长表态了。

工行行长：同意;

农行行长：同意;

中行行长：同意;

建行行长：同意。

……

他们能不同意吗?他们敢不同意吗?虽然银行行长都属于“条条”管理，帽子的任免权都在北京，但是生活在这块地盘上，恐怕谁也不敢得罪省长和书记。所以就只能同意了。因此，也就多了很多民间俗称的“三拍”工程。

领导拍脑袋：确定项目。

领导配胸脯：空口保证。

领导拍屁股：一走了之。

这个故事，虽然只是在计划经济色彩很浓厚的年代所发生的事情。但是也能够充分说明，资源是如何配置的，钱是如何放到哪些地方的。只不过计划的手段色彩更浓厚一些而已。

三，财富分配

一个社会的财富分配体制，往往决定了这个社会的整体状况。改革开放前的“大锅饭”，改革开放后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都是一种分配体制。而在此当中，金融往往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90年代初期，股份制改造的热潮，刚刚在华夏大地兴起。大多数人对证券股票都还一知半解，甚至懵懂无知。作为审批股票的金融主管部门(当时还没有证监会)，全部由人民银行主管。我们就成了先行者，也就成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记得我们审批的全省第一只股票，名字叫做“峨眉XX”， (至今仍然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当时还是实物股票(相对于后来的记账股票)，这家公司的负责人拿着已经印好的股票，来到我们处里，让我们“优先购买”(优先购买权，按照当时的法律不能算违法)而且是一元一股的原始价。

当时由于对股票的“造富效应”还完全没有认识，更重要的是包里没有几个钱，因此很多同事对此很是犹豫和纠结，后来还是领导发话，我们才想方设法从亲戚朋友那里凑了一点钱来买了现在看来很珍贵的“原始股”。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就在第二天，处里的一位年轻同事(最早的学习证券的研究生)就开始私下收购这些原始股票了。比如来到我办公室，关上门就说：周老师，我出2000元收购你昨天那1000股 —— 如果现在卖出的话，一下子就能赚¥1000 ，翻了两倍。要知道，我们那个时候的工资，每个月也就100来块钱罢了，这就是小半年的工资啊!

更富戏剧性的是，当天卖了股票的同事，仅仅只高兴了一个晚上，第三天，这张1000股的股票，就可以卖到4000元了。此后则是天天涨，过了没多久，就在深交所正式上市了。准确的数字我记不清，但至少是涨了好几十倍吧。这也就让“近水楼台”的人们，获得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桶金。

证券股票，资本市场，是现代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仅仅就是发行原始股票这么巧妙地一折腾，财富就在不同的人的口袋当中做了一次乾坤大转移。有人赚钱，当然就有人赔钱。当年是如此，今天的资本市场更是如此，股市涨涨跌跌，几家欢乐几家愁，说到底，也就是财富做了不同的“分配”而已。

因此，我们要认识金融的共性，就应当明白：资金融通，资源配置，财富分配，是金融的本质特征，也是各个国家金融的共同属性。

如何认识“中国式金融”?

改革开放40多年过去了，今天再看中国的金融体系，可以用三个词来归纳其特征：规模大、管制多、监管弱。

从机构角度看，1978年只有一家金融机构，今天金融机构的数量和种类都已经非常完备，有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组成的“一行两会”监管部门，有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组成的三大政策性银行，有工行、农行、建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组成的六大国有商业银行，还有十几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如果再加上城商行、农商行和村镇银行，大概一共有4千多家银行。此外还有保险公司、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等。

可以说，市场经济国家拥有的金融机构我们几乎全有，而且数量非常庞大。商业银行领域的“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全世界排名都非常靠前。世界商业银行最新排名前五强中，中国占四位。

管制多，意味着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还比较普遍。

经济学有“金融抑制”这个概念，是斯坦福大学麦金农教授提出来的，他是研究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和金融自由化问题的国际权威。他提出的“金融抑制”主要是指政府对利率、汇率、资金配置、大型金融机构和跨境资本流动有各种形式的干预。

因此面临第一个问题：既然中国是走市场化改革的道路，政府为何还要这么普遍而严重地干预金融体系，为什么金融部门没有更快地市场化?

一个可能合理的解释是，中国政府实施总体的双轨制改革策略，这和前苏联、东欧的做法不太一样，他们的策略是“休克疗法、一步到位”。

中国采取“渐进式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策略就是双轨制改革策略，计划与市场、国企和民企两轨并存。

中国这个策略还比较成功：一是在改革初期没有出现全面性的崩盘;二是整个改革期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有学者甚至将其称为“经济奇迹”。在这个“奇迹”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力量就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看上去效率比较低，但持续增长，没有造成很多失业，对社会稳定、政治稳定和经济稳定起了很大作用。

问题是，国有企业既然效率相对比较低，又怎样持续运行呢?

答案是需要一个外部支持。最简单的外部支持当然是财政补贴。但是，改革开始后政府的财政能力一直在减弱，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36%下降到1996年的11%，很多地方政府连维持基本运转的“吃饭财政”都保不住，根本没有多余的钱去补贴国有企业。

财政没有钱但又需要支持国有企业，怎么办?

最后找到的办法是对要素市场尤其对金融部门实施各种干预，包括干预汇率、利率、银行和资本市场的资金配置、大型金融机构经营和跨境资本流动。

这里重点讨论两种干预：一是通过政策干预降低资金成本，正规金融部门把利率压得非常低;二是配置资金时明显地偏向国有企业。

换句话说，政府虽然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来支持国有企业，但通过金融政策让金融机构将大量廉价的资金配置给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由于不按市场价格支付资金成本，相当于获得了变相补贴。所以，政府在改革期间对金融体系保留大量干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支持双轨制改革策略，对国有企业提供变相补贴。

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到底什么情况

为什么这几年系统性金融风险变成了一个大问题?怎么积累起来的?

这几年，政府集中力量打三大攻坚战，一是消灭贫困，二是清理环境污染，三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金融系统性风险，集中体现在“高杠杆率”的问题上。那么，首先我们必须要搞明白的是：中国的杠杆率现在为什么这么高?

首先，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典型的银行主导，这意味着每一笔金融交易都以存贷款的形式实现，贷款就意味着杠杆。

其次，改革期间企业出生容易死亡难，积累了大批质量差的企业，甚至资不抵债的僵尸企业。僵尸企业持续运营，说明整个社会还在直接或间接地对其补贴，但这些补贴不是财政补贴，更多依靠金融系统提供廉价资金。而为了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货币政策只好进一步扩张，以提供更多的流动性，结果进一步抬升企业综合杠杆率。

高杠杆率本身是问题，杠杆率快速上升是更加危险的事情，因为它往往伴随着资金低效配置、资产泡沫形成等问题。

高杠杆率究竟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一些官员和学者担心中国会发生“明斯基时刻”，就是在杠杆率稳定上升一段时间之后，投资者信心忽然丧失，市场崩盘，由此引发金融危机。

居民的杠杆率最近几年同样有所上升，但也不是特别高。居民借款有很多投入房地产市场，如果房地产市场发生波动，对金融体系会造成压力。

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问题最大，现在已经到了GDP的160%左右，这在全世界都属于很高的。非金融企业还可以分为国企和民企两个部门。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民企去杠杆非常明显。问题是国企的杠杆率一直居高不下。

所以总体看来，民企和国企的杠杆率出现了分化，国企杠杆率相对较高，民企杠杆率已经下降了很多。这样的杠杆率分化也许是不幸的，但这个分化也有好处，就是不太可能因为信心崩溃而导致金融危机，因为国有企业还有政府信用支持。

当然，谁也不敢因此否则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经验表明，金融危机总是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发生，所以金融危机一定要严加防范。

可以说，金融风险的根源就是监管出问题，具体反映在三个方面：

第一，过去的监管框架对审慎监管不够重视。

第二，中国的监管框架还有一个内在矛盾，就是监管部门负有双重责任，既承担对行业的监管责任，也承担行业的发展责任，这两个责任之间有时候会有矛盾。

第三，分业监管的政策框架已经不太适应金融创新的现实。分业监管就是谁发牌照谁监管，其核心是机构监管。这套做法过去行之有效，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大监管部门加上央行，各管一摊。理论上，把所有持牌机构管住了，金融业也就被管住了，问题是这几年交叉业务和新兴金融业务十分活跃，比如银行借用资管企业的通道做投资，当业务超越了传统分业监管的范畴，应该由银监会管还是证监会监管?还有更多的新型业务，完全不知道应该如何归类，特别是部分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根本没有申请牌照。

以个体网络贷款(P2P)为例，第一家P2P平台上线是在2007年，到2016年第一份暂行管理办法(《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出台，期间9年时间基本是监管空白，各种平台野蛮生长，平台总数累计近6000家，同时酿成了很大风险，问题平台的比例非常高。其原因就在于缺乏资质审查，整个行业鱼龙混杂。好在虽然平台个数多，参与的投资者众，涉及的资金数量尚不构成系统性金融风险，最多的时候大概2万多亿元。

金融交易受监管应该全覆盖，事实上并没有。所以，监管要从过去的机构监管转向功能监管，只要做交易就必须得到监管，按照业务类型来分工。监管改革的第一条就是要监管全覆盖，影子银行、数字金融都必须在监管框架内开展业务。

明天和意外，到底谁先到来?谁也无法确定。金融由于其特殊性，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对每个家庭和个人的生存和幸福，都具有极大的冲击性，因此，我们对金融要心怀敬畏，懂得常识，理清逻辑，才能在风险到来的时候，具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和财务抵御能力，才能保证我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