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件基本情况 2014年5月，A公司与B公司签订《货物买卖合同》，A公司以票面金额2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背书后向B公司支付了货款。因B公司购货需要，又将该汇票背书支付给了C公司。汇票到期后，该汇票的最后背书人E公司承兑汇票时被付款银行以该汇票已被出票

一、案件基本情况

2014年5月，A公司与B公司签订《货物买卖合同》，A公司以票面金额2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背书后向B公司支付了货款。因B公司购货需要，又将该汇票背书支付给了C公司。汇票到期后，该汇票的最后背书人E公司承兑汇票时被付款银行以该汇票已被出票人挂失止付为由拒绝承兑，遂将该汇票退回前手D公司，后各背书人按照背书顺序依次将汇票退回(退回顺序为：E公司-D公司-C公司-B公司-A公司-F公司-G公司-H公司)，该票据最终被退回到H公司。因票据被B公司退回给A公司，遂又向A公司追要货款。2014年12月26日，A公司又支付B公司20万元。2015年1月4日，经H公司向人民法院申报票据权利，法院下达裁定书终结公示催告程序。后，H公司又将涉案汇票邮寄给最后背书人E公司，E公司到付款银行承兑了该汇票。现A公司认为原承兑汇票通过背书流转的业务单位的货款全部实现。B公司重复收取了A公司的20万元货款属于不当得利，应当退还给A公司。

二、笔者认为，本案焦点在于：H公司将涉案汇票邮寄给E公司的行为该如何认定。

2014年11月5日，涉案汇票的出票人Z公司以涉案票据遗失为由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2014年12月26日，H公司作为涉案票据的实际占有人(即申报人)向法院申报权利，后法院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

(一)、法院在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后，票据权利人应为H公司，理由如下：

首先，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一条第一款“利害关系人应当在公示催告期间向人民法院申报。”、第二百二十三条“利害关系人因正当理由不能在判决前向人民法院申报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判决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可以向作出判决的人民法院起诉。”之规定，认为享有汇票票据权利的利害关系人应在公示催告程序中向法院申报权利，但至公示催告程序终结，也仅有H公司向法院申报了票据权利。因此，该申报程序已经排除了除申请人与申报人之外其他的票据权利人。故在本案中，涉案汇票的票据权利人为申请人Z公司或者申报人H公司。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一条第三款“申请人或者申报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之规定，公示催告程序终结后，认为其享有票据权利的申请公示催告的申请人Z公司或者权利申报人H公司均可向法院起诉确认票据权利，但申请人与申报人均未向法院申请。申请人未向法院提起诉讼确认票据权利的行为表明，申请人认可票据的实际占有人即申报人H公司享有涉案汇票的票据权利。

其次，根据《票据法》第三十一条“以背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连续。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汇票权利;非经背书转让，而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汇票的，依法举证，证明其汇票权利。”之规定及票据的无因性(票据的无因性是指票据如果具有票据法上的条件，票据权利就成立，至于票据行为赖以发生的原因在所不问。)可知，背书并非取得票据权利的必要条件，票据的实际占有人H公司虽然未在涉案票据上背书，但其因为公示催告程序的权利申报程序及公示催告程序终结后申请人的认可，依法享有涉案汇票的票据权利。

综上所述，在公示催告程序终结后，票据权利人应当为H公司。

(二)、票据权利人H公司将涉案票据邮寄给E公司的行为应当属于双方之间的票据行为，双方形成票据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直接约束其双方，与其他各背书人无关。

公示催告程序终结后，票据权利人H公司将涉案汇票邮寄给E公司。上述得知，汇票可以不背书转让。此时H公司与E公司之间的票据行为，不论是转让、赠予或其他票据行为都属合法、有效，且仅为其二者之间的票据行为，双方形成票据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仅约束其双方。因E公司恰巧为涉案汇票的最后背书人，从而使其成功承兑了涉案汇票。

综上两点笔者认为，H公司将涉案汇票邮寄给E公司的行为应当认定为：H公司此时作为票据权利人，重新处分涉案票据，为该汇票设定新的票据上的权利义务，背书与否并不影响票据行为的有效性。该邮寄行为是其双方之间的票据行为，不能导致各背书人与被背书人之间按照背书顺序重新发生付款效力。

三、结论

综上所述，A公司2014年12月26日给B公司的付款是基于双方的基础民事法律关系。A公司将汇票邮寄给E公司的行为仅为其双方的票据行为，B公司在此过程中并未获利。因此，B公司不应向A公司返还20万元。

以上观点仅代表笔者个人看法。若有不同意见，欢迎交流。